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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驿站财政机制的形成与演变******

　　作者：刘文鹏（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驿站是中国历代王朝传递信息、递运物资的主要渠道，在维系国家统一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驿站的正常运转全赖驿站经费之保证，所谓“国脉疏通原借驿递，而驿递急需端赖钱粮”。一般认为，清朝入关后一扫旧弊，摊派、加征得到有效抑制。这一观点突出了明清之际驿站财政的差异。但实际上，明末加派之征也通过各种隐性方式在清代得以延续。在清初裁驿费充军饷的财政政策影响下，清代驿站财政走向了既病民又病官的摊派旧途。

　　明代驿站财政与驿役官当改革

　　明初驿站财政建立在实物财政基础之上，有赖于田赋征收和劳役佥派。洪武元年（1368年）正月，明太祖诏令天下广置各驿，其驿站差役佥派民户出办。具体方法是，“马有上中下三等，验民田粮出备”（《明太祖实录》卷29，洪武元年正月庚子）。即民户依照粮赋多寡对等充任驿传马夫，其不足数者可以数户共充一夫。本县人户不足，则“以相邻州县点差”，谓之“协济”。甚至令东南富户、市民前往北方诸省协济应役。官方除提供驿舍、备办廪粮及派遣官吏外，驿站其余所有开支均由驿传役夫亲身应役承担。此外，尚有里甲和均徭内编派驿站差役，以满足其财政开支需要。

　　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明朝将永充改为“依次轮充”（万历《惠州府志》卷10，《赋役志下》，明万历四十五年刻本）。其佥编时间有三年、五年和十年之别。但地方政府在实际佥派中并不遵守定制，以至于有役三五十年者。此外在没有预算与额设经费的体制下，驿站马夫等便成为驿丞等官吏盘剥的对象。以上两方面导致嘉靖以前的马户不堪重扰，驿站运行困难。

　　成化、弘治年间白银货币化地位得到官方承认，一系列以财税定额为目的、减轻地方差役负担的差役纳银改革随之展开，驿站的日常运转也由力役亲当改为征银雇募，至嘉万时期，因推行一条鞭法改革，得以最终确立。具体做法是根据过往支销数目，预估一年驿站夫马工料银额数，将其摊入全县粮赋或额田中征收。对于他县协济马匹，则按每马所需折银，分派各协济州县“照亩均征”（申佳胤：《临洺驿马政记》，载崇祯《永年县志》卷7）。征收的站银，以府为单位进行统计并征收，然后由府转发各驿，招募人员当差。

　　官征官募确实起到了均平差役、减轻百姓负担的作用，“计地征粮，可以免马头独累之苦；募人当应，可以绝官吏求索之私”（刘麟：《清惠集》卷3，《均驿传安人心扶公论杜私情以免偏苦疏》，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348页）。但新政实施不过十余年，即弊端百生。一方面，官府“给驿渐广”，导致地方驿站开支不断增加；另一方面，过往官员多索马匹差夫，马户“卖产鬻儿，倾家丧命”。更甚者，明季“国用不足，将原额驿站夫马工食草料银两半裁以充练饷”（《宣大山西总督李鉴启本》，顺治二年五月八日），地方驿站财政更加吃紧。本县“马户逃窜，扳累难支”，他县协济亦托故不前，地方不得不再度佥派里民应当，复“蹈万历以前之夙弊”。而“驿卒糊口无资，群起为盗”（《顺天巡按柳寅东揭报驿递疾苦》，顺治元年七月，载张伟仁主编：《明清档案》第1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6年版）。

　　清初中央对明代驿站财政体制的调整

　　清朝入关之初，平定全国的战争仍在持续，大量地方财政经费被裁撤充饷，驿站钱粮也不例外。在财政紧缺的情况下，既要全力保障军费，又要维持驿站正常运转，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各自利益走上不同道路。

　　于中央而言，顺治元年（1644年）七月清朝废止一切明末加派，废除明末里甲佥派，将全国驿站由民当改为官当，所有经费均于正项地丁内动支，“不复累及百姓”。与此同时，令各省站银“以万历初年会计录为准”，“照旧征收，加增者不准”（《户部尚书英峩岱题本》，顺治二年六月六日）。

　　然而，明末清初接连不断的灾荒、战争导致地方田赋收入急剧下降，部分省份站银除荒后实征不及原额半数，巨大的经费缺口令驿站运转维艰。更重要的是，清初持续的军事行动导致国家财政经费捉襟见肘。权衡之下，清朝不得不裁减包括驿站经费在内的地方财政以充实军饷。驿站经费的大幅压缩主要集中于顺治九年（1652年）至十四年（1657年）和康熙平定三藩之乱期间，此后雍乾各朝均陆续裁减。全国站银“通计裁扣之数，自顺治九年以迄乾隆，竟居原额三分之二”（民国《盐山新志》卷8，《赋役篇上》，民国五年刊本）。

　　在额征驿站银剧减，加之禁止摊派、裁驿充饷的境况下，清廷只能尽可能地集中有限驿站财政资源，使其利用最优化。方法主要有三：一是裁僻济冲，将驿站经费集中于主干驿道。二是调整驿道走向、开辟新驿道。顺治年间，为减轻河南、山东驿站负担，清朝开通经山西前往川陕甘等地区的驿道，河南驿站负担有所减轻；山东则开通了经德州、泰安、蒙阴、郯城前往江苏的“山东东道”，使原有山东中路的驿站压力有所缓解。驿道重新规划后要求行差人员循规定驿道行进，并在勘合火牌内明白填注，严禁随意改变路途。三是严格掌握地方驿站财政奏销。顺治八年（1651年），清朝确立各省财政奏销制度后，规定驿站的各项开支需岁终汇造清册，由户部核实奏销。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十四年修撰完成的各省赋役全书，更是将各省起运存留、驿站额支数目固定下来。通过赋役全书和奏销制度，各省驿站每年的财政收支也尽在中央的掌握之中。这既有助于中央了解地方驿站财政之盈绌，及时作出调整；也将府州县驿站财政纳入藩司和中央管控之下，方便了驿站财政资源的宏观调拨。

　　上述改革确实值得称许，在财政极度紧张的情况下通过法律禁令确保地方不得派累里甲，展现了新朝气象。但奈何由于清初战争开支甚巨，很多本应裁僻济冲的夫马钱粮亦经常被中央挪作军饷。地方政府为保障驿站的正常运转疲于应对，不得不百般腾挪，甚至延续明季摊派旧弊。

　　清前期各省对驿站财政体制调整的因应

　　整体而言，各省解决地方驿站财政问题的举措主要集中在复原额、顾驿递，严考成、革协济等方面，而在州县层面更为通行的做法则是直接佥派里甲。

　　所谓复原额，即各省督抚在除荒实征站银过少的情况下，奏请恢复该省旧设站银数额。部分省份在朝廷下令裁去明季摊派并统计旧额银时，往往在万历初年额设站银基础上将里甲夫马工料银和摊派银两一并作为本省额设驿站银统计、报呈，实际上是将“旧额”提高，把明代站银、里甲夫马银和摊派银以隐蔽的方式承续下来。而裁撤地方经费过程中，驿站经费可能虽亦被裁撤，但因为需要维持驿站的正常运转，驿站经费的裁撤力度不及其他经费，所以在顺治初期裁节地方经费的过程中，面对经费紧缺的情况“先尽驿站支用”的“顾驿递”政策在一定时期内得以贯彻落实。

　　明清之际的驿站协济制度是保障冲途大驿有效运转的良制。但协济的正常运行需建立在驿站财政充足的基础上，一旦经费被挪用或裁减，各地往往托故不前，导致受协驿站运转失灵。为解决该问题，清朝将协济站银完纳与否、完纳分数均纳入官员考成。但协济站银毕竟还需多一道解送程序，此间辗转费时、各级侵扣，其弊多端。于是，各省纷纷奏请将“本州县之正项用补本驿之急需，而以外州县之协济，汇解藩司抵补正项”（《河南巡抚吴景道题本》，顺治八年十月二十四日），南省协济北方站银也照此方法办理。此项调整至康熙七年（1668年）最终成为定制，并施行于全国，起自明代的驿站协济制度被废止。此种方法减少了站银支用的程序，提高了驿站运转效率。

　　中央和各省为筹措驿站经费，经过多重努力，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似乎驿站也得以正常运转；但如果我们将视野转移至州县，则会发现驿站财政状况呈现的是另外一幅景象。

　　清人薛所蕴《驿卒词》云：“闾阎困敝乏帮贴，差烦马瘦刍茭绝。……县官逮治驿卒死。五更三点不交睫，头枕驿门候消息。”（张应昌编：《清诗铎》卷9，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262页）这并非夸张和想象之词。顺治年间曾任新乐县知县、专管冲途大驿西乐驿的林华皖对当时的驿站困境有过总结：一则差务繁忙，“每日数起”；二则夫役“额设者有数”，每遇大差势必另外雇觅；三则马骡羸瘦，“陆续行差，倒毙不一，月而殆尽”；四则行差人员百般苛索，夫役折干、背负过重（林华皖：《治鲜集》卷2，《驿邮略》，载《续修四库全书》第880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430~431页）。康熙《丰润县志》更直白指出：“输蹄往来，络绎不绝，粮糗刍薪，存留不能及半，协济未必以时，县令之拮据，殆所不免。”（康熙《丰润县志》卷4，《赋役志·驿传》，清康熙三十一年刻本）绝大多数州县官员不堪重负，自杀者亦不在少数。其最终结果，“存留各项节次裁减，州县之事束手无策，势不得不私派之民，民既出雇役之钱，仍不免于役又不知凡几矣”（康熙《灵寿县志》卷4，《田赋上》，清康熙二十五年刻本）。摊派里甲成为州县官自然而然的选择。

　　然而，直接摊派里甲显然与清朝不加赋的政策相冲突。天津巡抚张忻、保定巡抚郝晋及经手知县都曾因触犯此律最后交刑部议处。故很多地方州县只能想方设法将摊派合法化：一是延续明季之“强制性雇募”手段，名为发银雇募、听民应召，实则是强制性“照里派轮”，官方挟公权权威进行变相摊派，并非纯粹的自由雇募应召之制。另一种是额外摊派，倒逼国家财政政策作出调整，将摊派合法化。部分州县驿站确实差务繁忙，必须额外派征。但为避免胥吏、马头毫无限制多征，引致民怨沸腾，清廷将额外摊征编入赋役全书，承认各种加派的合理性并使之合法化。

　　清前期驿站财政体制改革的影响及其余绪

　　清人曾对本朝的废力役亲当为官当官募之制大为赞赏，称“清兴，扫除旧政，与民更始。而钱粮则例一以万历初年为定，且赋皆改折而无本色之征，差皆雇役而无佥点之害……民无一事之扰，薄赋轻徭，培植邦本，万世无疆之休基此矣”（康熙《吴桥县志》卷3，《食货志》，清康熙十九年刻本）。

　　但清初军兴旁午，裁驿充饷时常有之。实际上“额设工料已减十分之三，差务更增十分之四”的情况下，地方财政仍然左支右绌。驿站之弊不仅官累难除，民累亦未减轻。一方面，清初裁节驿费并非为了减轻百姓负担，而是裁驿充饷，百姓压力并未减轻。另一方面，在“额设有数”的驿站财政体制下，州县为保证驿站运转，又不得不走上加派里民的老路。这一回头路不仅额外增加了百姓负担，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倒逼中央将部分摊派合法化。清廷减轻里甲摊派负担的宣言也就此告以破产。官员既存在加赋的罪名，百姓亦承受摊派的压力，实在是病民病官。

　　以上种种弊病的存在，究其原因，即在于中央财政集权下，地方额设驿站经费过少且并不稳定。随着明代白银的货币化，国家财政也出现“统计银两化”的趋势。这一变革使得国家财税可预算、可统计，方便了国家对各省州县财政的掌控；但是对于地方政府而言，则是更加不利。在“统计银两化”之前，所有驿传夫役均需亲当，财政开支由地方政府自行编制，不受中央管控；但在此之后，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一方面，全国赋役逐渐定额化，中央以法律形式规定了摊派的“非法性”；与此同时，明清财政也因此走上“原额主义”道路，财政体制出现僵化。另一方面，借助白银的便利，中央对于州县财政的掌控越发集中，且能随时裁扣、调拨，导致州县财政难以稳定。清人曾谓“国家之所赖者，惟财赋；地方之所重者，惟差徭；下民之所望者，惟恩恤”（乾隆《三河县志》卷5，《赋役志·驿站》，清乾隆二十五年刻本），生动反映了当时中央、地方和百姓三者在国家财赋分配中的地位和处境。从国家立场出发，中央主要集中于对全国财赋的高度集权与掌控。尤其是战争期间，国家的着眼点完全在于尽快汇集财政资源用于军事，以期稳定统治。裁撤地方存留银是其中最为重要的手段，而这势必导致地方州县存留经费过少。州县为维持地方行政的正常运转，又不得不额外摊派，而所有的压力最终只能转嫁给百姓。在上述财政结构体制下，百姓能否得到“恩恤”显然要打上问号。刘志伟教授认为，清初通过编撰赋役全书和确立奏销制度，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财政体制，它导致的一个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地方赋税征收的失控（刘志伟：《略论清初税收管理中央集权体制的形成》，载《贡赋体制与市场：明清社会经济史论稿》，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190页）。可以说，正是中央财政的“集权”导致了州县政府在财税征收中的“分权”和“失控”。因此，随着清中后期各类大差、常差的源源不断，以及驿务弛弊、苛索繁多等问题的抬头，“原额主义”财政下的清朝驿站运转再度回到明末境况，各类差派更加层出不穷。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清代驿站史研究”〔19ZDA207〕阶段性成果）

　　《光明日报》（ 2022年12月26日 14版）

梨园春色阅不尽******

　　图①：川剧《樵子口》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图②：越调《收姜维·三传令》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图③：粤剧折子戏《未央宫》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图④：沪剧《双看灯》剧照。

　　广西戏剧院供图

　　数据来源：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

　　陇剧、秦腔、越调、采茶戏……近日，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在广西民族剧院剧场举办，来自21个省区市的43个艺术院团齐聚一堂，轮番演出48个经典剧目（折子戏），涵盖40个戏曲剧种。此次展演由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共同主办，广西壮族自治区戏剧院承办。这是继2012年以来，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的第二次举办，生动展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保护的成果，呈现梨园戏韵的灿烂多彩。

　　致敬经典

　　好戏连台

　　广西民族剧院，鼓点铿锵，大幕缓缓拉开，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正式开始。婺剧武戏专场上演，演员们精彩的绝活儿引得台下阵阵喝彩，观演高潮迭起。

　　为期一周的展演里，婺剧《火烧子都》、秦腔《潞安州》、南昌采茶戏《秧麦》、唱剧《春香传》、北路梆子《打神告庙》……轮番上演的剧目，流派纷呈，特色鲜明。生旦净丑，唱念做打，梨园春色阅不尽，丝竹相和有余音。

　　据介绍，本次展演以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主旨，集中展示一批凝聚表演艺术精粹、彰显古朴传统特色、坚守艺术本体的经典戏曲作品，尤其注重戏曲绝技绝活的发掘展示，鼓励地方特有剧种和稀有剧种的精彩亮相。一出出经典剧目，令戏迷大饱眼福。

　　除了演出内容尊重传统，演出形式也尽可能回归传统。

　　引人注意的是演员不戴麦克风。两层楼的剧场，演员们或雄浑沉稳、或清丽婉转的嗓音要响彻剧院，考验着声音的真功夫。

　　如此安排，也是为了激励演员打好基本功。“练功一天不可荒废，一天不练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同行知道，三天不练观众知道。”甘肃省陇剧院业务演出部主任史志军说。此次，甘肃省陇剧院带来陇剧《司文郎·闯狱》，演员精彩的甩发绝活儿赢得阵阵喝彩。

　　“中国戏曲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它反映的是民族的气质与个性。”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所长王馗介绍，此次参演的40种地方戏中，有许多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反映了我国戏曲之多元，文化遗产之丰富。

　　线上展演

　　文化惠民

　　台上，演员们唱得用心、演得卖力。台下，戏迷如痴如醉。“我喜欢黄梅戏，也想看看其他戏曲，现场感觉很震撼。”23岁的覃仙玉在南宁读大学，此次提前买票，连续看了两天演出。

　　市民杨周全特意带着老人和5岁的孩子一同来看戏，“单场演出票价为30元或50元，用文惠卡买还打折，很划算。”

　　“这次来看戏的年轻人很多，还有大人专门组织小朋友来看戏。”广西戏剧院票务工作人员黄颖春介绍，还有许多专门从外地赶来的戏迷，“有观众从吉林过来，第二天就回去，只为专程看一场开幕演出。”

　　为了增强戏曲艺术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展演充分利用新媒体传播渠道，所有剧目均通过文化和旅游部“文艺中国”视频号等平台进行线上直播。此外，展演还邀请了一批戏曲领域的网络达人，制作精彩的短视频线上发布。其中一则桂剧《打棍出箱》片段获得众多点赞，网友留言“民族瑰宝”“真是妙不可言”。

　　热烈的观演互动，拉近了传统戏曲与现代生活的距离。“通过短视频等更贴近现代观众的叙述方式，能更大程度地吸引网友尤其是年轻观众的注意。”广西戏剧院宣传科副科长李晓雨说。

　　为了保证这场戏曲盛宴的顺利举办，承办方广西戏剧院积极做好保障工作。“这是戏曲人的一场盛会，大家期盼这一天太久了。”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说，在广西文化和旅游厅的支持下，剧院采取线上线下结合的方式演出，“每个人都在尽最大努力，这也是我们戏曲人一贯传承的精神。”

　　培育人才

　　薪火相传

　　两名演员手持棍棒，一棍下来，主角瞬间避开蜷身入箱。再一棍，主角弹出，挺身躺在箱上，如此反复几次，看得人惊心动魄——桂剧《打棍出箱》的一幕，亮出了该剧种的经典绝活。

　　“我多年前看过一次桂剧《打棍出箱》，但这次演出更加精彩，单提入箱的后空翻和在箱子边旋转着甩发，这些动作难度很高。”中国戏剧梅花奖得主、国家级非遗淮海戏传承人魏佳宁说，“不同地方戏的唱腔、念白、表演技巧不同，可以借鉴人家的技法绝活。”

　　赢得满堂喝彩的背后，是演员千百次的摔打历练。

　　“有一次进箱子时不小心磕在了边缘，但因为演出时整个人高度兴奋，完全没觉得疼，就继续演。”《打棍出箱》的演员王培只有20岁，面对高难度的动作，坦言也会感到紧张，但如今他已经能够担当“挑大梁”的角色。

　　记者了解到，本次参加展演的演员全都小于45岁，领衔参与的演员平均年龄只有34岁。川剧《樵子口》主演白孟迪只有19岁，已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戏曲表演）一等奖。28岁的山东省临沂市柳琴戏传承保护中心二级演员郭琦，在媒体见面会时现场清唱了一段“弹舌花腔”，展现出扎实的基本功。

　　古老戏曲薪火相传、代代接续，离不开新鲜血液的不断注入。“我们要求每个年轻演员能演3场大戏、5出折子戏，非遗传承人必须带一名青年演员。”龙倩介绍，广西戏剧院下辖剧团倡导“以戏带功”的方式培养青年，让演员在演出实践中不断成长。

　　“我们这次还专门带了20名年轻团员参观学习。”福建省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副主任陈娟娟说，“年轻人综合素质更强，沟通能力更好，更能传播好地方戏曲。”

　　郭琦此次演出的是柳琴戏《拾棉花》，她师承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王晓红。作为王派第六代传人，除了继承前辈的招式，郭琦对角色也有自己的思考，“我饰演的玉兰勤劳淳朴可爱，一招一式都要大方成熟。”

　　本次展演还评选出“2022年全国地方戏精粹展演表演艺术传承英才”荣誉，鼓励青年演员继续做好地方戏传承工作，彰显新时代戏曲人才守正创新、奋发有为的精神风貌，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

　　坚 守

　　地方戏要走得更远，培养观众是必由之路。不断打磨提升演出品质，用优质演出吸引观众；降低观演门槛，让更多热爱戏曲的观众看得上戏；积极开展文化惠民活动，让演出进乡村、进校园、进企业……10年来，广西戏剧院开展文化惠民演出4100余场，观众达313.8万人次，面向学生的义演活动取得突出效果，许多青少年表现出对戏曲浓厚的兴趣。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一代又一代戏曲人的坚守，也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我们有理由相信戏曲的未来会更加光明。

　　——广西戏剧院院长龙倩

　　热 爱

　　高甲戏是闽南地方戏曲剧种之一，至今已有300多年历史。这次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参加展演的是喜剧《连升三级》，这部剧自1958年创排以来常演不衰，曾走进乡间、走出国门，收获许多好评。这些年在国家的支持下，我作为非遗传承人陆续带了3批徒弟，最看重的就是演员对艺术的纯粹追求。我们的演员以一群热爱戏曲的年轻人为主，团内氛围也很融洽。热爱是戏曲发展的沃土，一群热爱戏曲的人聚在一起才能演出观众都爱看的戏。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高甲戏传承人陈娟娟

　　传 承

　　越调流派众多，表演艺术家申凤梅创立的“申派”擅演三国戏，以女生饰演男角。我是“申派”第三代传人，也是中国戏曲学院首届越调表演学士。前辈塑造的诸葛亮形象，有的儒雅亲和，有的潇洒朴实，申凤梅的唱腔和念白就融入了京剧表现手法，独具一格。而我的个头较高，扮演的诸葛亮又多了几分庄重。师父常以申凤梅的话教导我们：学我者生，像我者死。戏曲艺术的发展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不断突破，在传承与创新中得到更多生命力。

　　——河南省越调艺术保护传承中心演员胡红波

　　（本报记者 祝佳祺采访整理）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